2024年2月，高博医学（血液病）北京研究中心北京高博博仁医院完成了第1000例移植。自2017年第一颗“生命的种子”在博仁落地生花，博仁医护六载不舍昼夜，与患者相守，向难题攻坚，用“可再生”的造血干细胞，成功拯救了一个个“不可再生”的生命。值此重要的里程碑时刻，我们特邀吴彤主任接受专访，请她回顾发展历程，分享心路感悟，展望未来方向。

吴彤主任在“‘博仁千例，移路相随’庆祝博仁造血干细胞移植1000例”庆祝活动上讲话

没有最难，只有更难

一千例患者背后是我们一千次的永不言弃

Q1：从2017年至今，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例患者来到博仁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您带领的移植团队背后的艰辛不言而喻。在您看来，博仁1000例移植的里程碑背后，凝聚着怎样的精神与力量？

吴彤主任：博仁的造血干细胞移植工作从2017年起步至今，我们移植科团队和克晓燕教授、胡凯主任带领的成人淋巴瘤团队共同迎来了第1000例移植的完成。在过去的6年多时间里，我们接诊的大多数移植患者是高危、难治复发的，开展移植的难度显而易见。

当患者历经传统治疗失败，接受挽救性移植的治愈率通常只有20%~30%，且部分患者移植后仍会因疾病复发而失去生命。近年来CAR-T等新技术的问世，让我们能够为这类患者带来更多生的希望，尤其是博仁开展的经CAR-T缓解后桥接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能够将难治复发的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的治愈率提高到60%~70%，明显改善了此类患者的生存。

这个技术取得突破的背后，是博仁医护的永不言弃。我们每天都可能面临新的挑战，但大家始终团结在一起，致力于为这些陷入绝望的患者去寻找希望，努力探索创新技术与移植的合理联合，逐渐总结经验，不断提高完善，尽可能给患者提供更多的治疗选择和更好的疗效，为患者带来更多的治愈希望。

守望相助，挽救生命

努力为没有条件的患者创造条件

Q2：您在介绍自己团队时提到，“我们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些高难度的问题，数据证实我们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能否请您详细介绍一下，在1000例移植的背后，您带领团队致力于解决哪些高难度问题？在哪些关键技术上取得了突破？

吴彤主任：首先，在CAR-T桥接移植的工作中，我们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也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与通过化疗取得缓解后接受移植的患者不同，CAR-T治疗后的患者容易合并感染，有些仍伴有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和/或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及血细胞减少，这为后续的移植带来挑战。针对B-ALL和T-ALL患者接受CAR-T治疗后不同的临床特点与移植难点，由于在国际上都缺少可以借鉴的共识和指南，我们摸着石头过河，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研究数据表明，我们团队是目前国际上CAR-T桥接移植治疗难治复发ALL疗效最好的团队之一。与此同时，对于B-ALL和T-ALL患者CAR-T后桥接移植的适应证、时机、预处理方案、供者选择、移植后的处理等，我们也逐渐形成了相对比较完善和成熟的体系，使越来越多的患者获益。现在我们又面临新的挑战——急性髓系白血病（AML）的CAR-T桥接移植，这是我们正在致力探索和解决的难题。

第二，二次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探索与改进。临床上仍有部分患者接受移植后疾病再次复发，经过我们的临床实践，移植后复发的B-ALL通过两种靶点的CAR-T序贯治疗有50%~60%的患者能够获得长期无病生存。但对那些CAR-T疗效欠佳、CAR-T持续时间过短、疾病具有高危因素、第一次移植的供者欠佳、多发髓外白血病等病例，CAR-T后仍面临二次移植。国际上二次移植的无病生存率为20%~30%，移植相关死亡率为30%~40%，复发率为30%~40%。因此，努力提高二次移植的成功率，也是我们致力于解决的难题。为了降低移植相关死亡率，我们团队探索和优化了减低毒性的、个体化的预处理方案，同时联合肿瘤遗传易感基因的家系分析优化供者选择，研究数据显示，我们的二次移植取得了72.5%的无病生存率，远高于国际水平，与第一次移植的结果相似；同时，我们二次移植的移植相关死亡率仅为2.3%，显著低于国际报道。复发对于二次移植的患者而言是需要重点防治的问题，因此我们还探索了多种有效的维持治疗方案，使二次移植的复发率降低至25%。鉴于我们二次移植的出色结果，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专门设立了“儿童二次异基因移植专项救助基金”，以期专项救助更多患儿通过二次移植而重获新生。

第三，老年移植的探索工作。随着理念的革新、移植技术的发展和支持治疗的进步，移植患者的年龄已不再是绝对的“禁区”，例如欧洲白血病网（ELN）关于AML最新的诊治指南中就建议老年异基因移植的年龄上限为80岁。国际上老年AML移植后的无病生存率为50%左右，而我们团队开展的老年移植可使约2/3的患者获得治愈，结果接近年轻人移植的数据，这是传统化疗所无法企及的。我们的探索让更多老年患者能够重新回归家庭和社会，安享晚年，我觉得在这个领域的突破也非常有意义。

第四，其它血液病的移植探索工作。例如再生障碍性贫血、噬血细胞综合征、慢性活动性EB病毒感染、NK/T细胞淋巴瘤等疾病的移植，我们也积累了许多经验，取得了非常好的整体治疗效果。未来我们有更多的数据之后，也会做一些总结，与世界同道们分享和交流。

不仅追求缓解，更要追求治愈

最大化地让患者获益

Q3：作为PI，您认为临床研究应如何平衡好患者需求和创新研发者两个关键问题，既把握好患者需求，又切实去推动创新研发？可否分享一下您的宝贵经验？

吴彤主任：我担任PI的大多临床研究和一般意义上新药研发的临床试验不同，我们团队的CAR-T研究大多是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主要是为了帮助传统治疗失败的患者寻求新的治疗希望。因此，我们的治疗目标不只是追求缓解，而是要追求治愈。

许多研究均已证实CAR-T治疗有很高的缓解率，但单一靶点CAR-T缓解后仍有较高的复发率，因此CAR-T后桥接造血干细胞移植，是否能够进一步降低复发率，让更多的患者能够长期无病生存呢？这是我们做CAR-T桥接移植的临床研究的初衷。我们的研究并不会一味去追求立新意，抑或是追求漂亮的研究数据，而是以患者为中心，从伦理的角度去考虑如何最大化地让患者获益，所以我们既往设计相关的CAR-T桥接移植的临床试验时没有设置对照组，因为那样对于随机分入CAR-T后不桥接移植组的患者而言，可能损害了他们的获益。

科学规避风险，预防重于治疗

把更多的工作做到更前面

Q4：造血干细胞移植承接了生命，也延续了生命。作为生命的守护者，面向当下多层次、多维度的患者需求和获益，您是如何带领团队去更好、更安全地实现的？

吴彤主任：从1988年进入造血干细胞移植领域开展工作以来，这么多年我有很多自己的体会和感悟。对于移植的患者，如果整个移植过程都很平稳，没有事件或仅有少量事件，那么患者承受的痛苦就小，生活质量就好，经济上也会节省很多；相反地，如果患者移植后合并症不断，那么他不仅要承受身心的痛苦，而且治疗的花费也提高了，患者常常预后也相对较差；甚至有些严重的合并症发生后，尽管医护人员再努力，可能都挽留不住患者的生命。

因此，在移植中我一直秉承的理念就是“预防重于治疗”。面对移植的三大主要问题——GVHD、感染和复发，我们都应当有预防为主的理念，并通过体系性的方案去落实。

血液和免疫系统疾病相关遗传易感基因的检查作为行之有效的手段，能为临床提供很多关键信息，患者遗传来源的基因突变能够帮助我们预知移植后更容易出现哪类临床问题，从而提示我们有所侧重地去优化预防与治疗方案。而在可选择的亲缘供者中开展上述检查则能够帮助选择遗传背景较佳的供者，再结合造血与免疫功能的检测，择优选择供者，让更优的造血与免疫功能在移植受者体内重建，从而发挥更强的抗肿瘤作用，感染、GVHD和复发的风险均会降低。供者的选择、移植方案的优化对移植成功至关重要。

走出舒适区，不惧怕挑战

与中国移植事业共成长

Q5：最后，请您谈谈，博仁完成第1000例移植对您个人而言意味着什么？站在新的起点展望未来，接下来您将带领团队对哪些重点病种和关键技术开展深入探索？您对自己、对团队、对中国的移植事业各有哪些期待？

吴彤主任：从参加工作开始，我一直投身于造血干细胞移植领域，始终在用我擅长的专业能力去帮助患者。同时，我也努力与时俱进，把移植和新技术不断结合，努力让我们开展的移植安全性更好、疗效更佳，为更多患者带来生的希望。

目前，博仁有很多聚焦CAR-T的临床研究，我们作为单中心在CAR-T桥接移植方面开展的探索工作在国际上都名列前茅。未来，我觉得我们团队有责任也有能力，在这方面提供更多的循证医学证据，为同道们带来一些指导性、经验性的建议。此外，在噬血细胞综合征、慢性活动性EB病毒感染及NK/T细胞淋巴瘤等病种的移植探索等方面，我们也会携手同道们开展重点的探索与研究。

博仁移植科成立至今已6年多，完善科室的人才梯队建设、推动专业人才培养、提升技术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是我的使命之一。如今科室里很多医生都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中流砥柱了，但我还是坚持每周查房，查看每一位患者，一方面是要让患者感受到关注，增加他们治疗的信心，根据病情及时调整治疗方案；另一方面是指引我们的团队，共同直面我们“舒适区”之外的新的挑战。

中国是人口大国，虽然在国际上我们造血干细胞移植的例数已经很多了，但和我们的人口基数相比，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间。中国学者在国际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发展上贡献了卓越的智慧，半相合移植体系、CAR-T与移植的结合等中国经验惠及了世界无数血液病患者。未来，我们团队也会始终伴随着中国造血干细胞移植事业的发展，走出我们有温度、有力量、有信心的步伐。